据人民政协报    民盟对联合政府的两次响应

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1944年9月提出后，得到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和赞誉。

中国民主民盟的响应更为有力，两次以民盟名义发表政治主张予以支持。一次是1944年10月10日，以当时双十节为契机，发表民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30多条具体意见。其中“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一部分，系统表达了实行民主、改善政治的具体主张。“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位列该部分首条，首次公开提出召集党派会议。

一次是1945年1月15日，针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蒋介石在当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宣布将在年内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中国共产党和民盟认为，这是为了抵制联合政府的要求而搬出的挡箭牌。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民盟发表该宣言，重申“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

中国共产党策略转换的两个方面

对民盟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看到和了解的，并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采取了切实行动。

1944年9月到12月，在美国人赫尔利的直接介入下，国共双方围绕政治军事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这一时期共产党的谈判主要目标已转变为，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由于双方立场和主张相距甚远，谈判陷入僵持停顿状态。到1945年1月7日，赫尔利致电毛泽东希望国共恢复谈判，并提议在延安举行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谈。1月11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认为，8年来一切两党秘密会议，均证明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于是提议：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由国共两党和民盟三方参加，保证会议公开举行，代表要有平等地位和行动自由，并表示此项提议如获国民党方面接受，周恩来将前往重庆商谈。

毛泽东此电体现了对民盟的高度重视，也是共产党在策略上的一次重要转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不再局限于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而将之放在多党派格局之中，因而提出国共两党要同跟国共之外最大政党的中国民主同盟一起开会协商；二是在推进联合政府的步骤上，不再强调召开国事会议，而是要求先召开一个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而这个预备会议的名称，共产党用的是“党派会议”。

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的两种方案

赫尔利同国民党协调后，于1月20日再次致电毛泽东，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做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共产党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行前，毛泽东就这次赴重庆谈判作出如下指示：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24日，周恩来在赴重庆前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称，这次去重庆是“代表我党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至于其他一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敷衍办法，不管其形式如何，决然无补国事”。自此，中国共产党公开采用民盟的主张，将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称作“党派会议”，并作为同国民党谈判的一项内容，当然谈判的核心目标仍是结束党治、改组政府、组建联合政府。

经过多次会谈，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在1月30日终于口头承认应结束一党统治。周恩来问如何做法，王、张表示倾向于召集党派会议。为此，2月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起草了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草案的内容共四条：

一、党派会议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

二、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

三、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应通过将来国民政府召开的国事会议，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

四、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

协定草案拟就后交王世杰，王世杰也将国民党方面草拟的方案交周恩来。周恩来阅后认为，王的方案中没有改组政府字样，主张仍以自己起草的党派会议协定草案为讨论基础。此案是共产党继1941年对各党派委员会进行论述之后，再次就多党派的议事机构进行政策阐述。

2月3日，王世杰根据与周恩来的谈判情况也写了一个协议草案，和张治中一起向蒋介石当面汇报，蒋认为可行。此方案以“政治咨询会议”命名共产党所提的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会议讨论的议题只提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之步骤，不提结束一党统治，不提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显然与共产党的立场和主张相距甚远。

同时，国民党也不愿对共产党关于“放人、撤兵、自由、废特”的要求让步以改善政治环境，谈判再陷僵局。2月13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赫尔利时，对党派会议、联合政府采取决绝的态度。2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又曾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由国民政府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以便在取得一致同意后，好实现联合政府的方针。国民政府的答案是一种咨询性质的会议，而会议中预定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因此，我必须回延安向我党中央报告。”遂于16日返回延安。

对新、旧两个政协的影响

这次谈判，国共双方在实质性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却在召开一个有各党派参加的会议讨论国事方面达成了初步意向。这个意向隐含的前提是国民党以往那种掩耳盗铃地否认其他党派存在的做法已难以为继。因此，由民盟首倡、中共力推、国民党力图弱化的党派会议以及国共为此而进行的政治博弈，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政治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其最直接者当属旧政协和新政协。

一是叩响了旧中国政坛开启党派间政治协商的门环。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就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政党间政治协商的门缝一旦拉开，就难以再关上。于是，党派会议成为1945年8月至10月间国共谈判的重要问题，国共双方达成的“双十协定”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是自这次谈判开始，党派会议虽有名称变换，但始终同联合政府相伴相随，成为共产党建国路线图的重要环节。随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虽未直接使用“党派会议”名称，但是明确提出，“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联合政府，实质仍是党派会议。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和1949年共产党领导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是在不同程度地实现这一主张。

三是党派会议成为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孤立国民党顽固派的一项重要统战策略。从此，共产党以联合政府为旗帜，将召集党派会议作为其先导环节，一主一辅、一前一后，相辅相成，逐渐把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进步人士汇聚到党的旗帜下。这也就必然要求有一个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专门机构。